公元1273年，那座象征着南宋王朝最后堡垒的坚城，在被蒙古铁骑疯狂围困近6年之后，最终还是倒下了，自此之后南宋彻底失去了防守屏障，三年后的1276年南宋丢掉了都城临安，又三年后的1279年，陆秀夫抱着幼帝坠海，与十万军民一同为那个曾经富甲天下、梦华世界的王朝殉葬。
南宋为什么会丢掉襄阳，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丢了，1235 年蒙古首次南征，重点攻击荆襄，1236 年襄阳守将叛变，蒙古便轻松占领了襄阳，当然那个时候的蒙古还没有意识到襄阳这座坚城的在未来的意义，也幸好南宋那个时期，还有名将，1239 年南宋名将孟珙收复襄阳，自此之后南宋凭借这座坚城，无数次打退了蒙古的进攻，如高达、吕文焕等人都在此立下了赫赫战功。
关于襄阳的失守，罪不在某一人，整个南宋都是要负责任的，你能怪南宋的君主吗？坐在皇位上的宋度宗没有比前面的宋理宗等人更昏聩，当然也不英明，毕竟南宋的皇帝，哪有一位是英明之主，连能过及格线的都几乎没有，而这位早年深受儒家思想和理学毒害的皇帝，在即位后便报复性放纵享乐，将政务交给宰相，过上了甩手掌柜而已，宋度宗最大的过错，似乎就是无能，但似乎也不能怪他。
你能怪执掌朝政的宰相贾似道吗？南宋自开国以来，就没有出过名相，而且宰相几乎和皇帝一样软弱，大多是主和派。贾似道作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奸相，其人虽然奸恶，但是并非不做事，贾似道继承了孟拱之后南宋的基本策略，以鄂州为防御核心的大战略。早在 公元1259年，蒙古大军率领由忽必烈指挥的部队进逼鄂州，宋朝下诏令贾似道出任总指挥，前往统筹作战。 贾似道虽然缺乏战争经验，但却凭借他出众的智谋和洞察力，在这场鄂州之战中大显身手。
执政后期，同样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调集南宋所剩不多的军力，支撑防守直至最后，以贾似道为首的宋廷先后主持了十六次救援，虽然大多数都是小规模，但也真的在尽力。为了富国强兵，贾似道更是开启了改革，提出了废除"和籴"政策，限定每个人的土地数量，超出部分由国家收归为"公田"，然后交由农民耕种，并将部分收益用于军费开支。至于贾似道在襄阳之战中的那些错误决策，似乎也不能归咎于他，毕竟他确实不擅长军事，却被委以如此重任。
再来说防守的军民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固守六年之久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援，必然拼尽了全力，毕竟自孟拱之后，南宋早已没有了名将护持，有的只是末世之下，军民以血肉筑起的高墙。早在城破前一年，南宋援军1272 年李庭芝终于突破蒙古防线抵达襄阳时，襄阳已被围5年，城内粮草断绝，士兵 “易子而食”。而固守汉江北岸的守将牛富，面对蒙古的回回炮丝毫不惧，在蒙古大军的疯狂进攻下，回回炮打出的巨石呼啸而下，樊城的城墙被一寸寸砸烂，最终樊城终于失守，守将牛富全家自焚，满城军民壮烈殉国。
再来说襄阳守将吕文焕，独守孤城6年之久，城内的十万军民，吃的粮食，用的箭矢，全靠吕文焕组织人手，一边种地，一边自己造。当一封封求救信石沉大海，没有换来足够的粮草和兵员时，人心也会冷，他们甚至动用了江湖的力量来解围，但是杯水车薪。最后吕文焕力战之后，为了满城数万军民避免被蒙古屠城，选择投降，似乎也不能过于苛责。
那荆襄百姓们，似乎也不能怪罪，许许多多的百姓都倾尽了所有，这比明末时期北京的百姓要血性得多。在最悲壮的一次，将领张顺、张贵兄弟，率领三百勇士，驾着小船，在元军的箭雨中强行冲入襄阳。张顺身中数箭，血染战袍，在把补给送进城后，突围时壮烈牺牲。如此悲壮的救援数不胜数，无数的勇士，像飞蛾扑火一样，试图冲破元军的封锁线。但是如几颗石子投入汪洋大海，不仅没能给襄阳带去希望，也没有在整个南宋掀起一点波澜。
如此细算下来，似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出了力，没有出力的实在没有力量，比如宋度宗，本身就没有能力，如果像唐昭宗或者崇祯帝那样瞎折腾一气，可能会更早灭亡。总而言之，南宋末年关于襄阳的一切，都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。这里面没有明君，没有名相，没有名将。有许多奋不顾身的义士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是，似乎所有人都为了守住襄阳努了力，但是却没有迸发出应该有的能量，那到底是哪里错了呢？
首先，大战略上，南宋后期放弃了长期奉行“以川蜀为后盾、以荆襄为中枢、以江淮为前线”的防御布局，开始“重江淮、轻荆襄”的资源倾斜，在江淮地区吞并十万，而在襄阳周边仅有两万偏师。襄阳的粮草主要依赖川蜀经汉江输送，但南宋未重点保护汉江航道，导致蒙古轻易切断粮道（1268 年蒙古在汉江架设浮桥，襄阳粮尽援绝）；反观江淮，南宋专门开辟了“运河粮道”，防御极为严密。南宋的“回回炮”（重型投石机）主要部署在江淮，襄阳仅有普通弓弩，无法对抗蒙古的攻城器械。
其次，在荆州、鄂州、襄阳的铁三角防御体系上，未能确认襄阳的防御中枢的地位，而是想要以鄂州为基础，以襄阳为前沿，搭建弹性防御体系，直接导致了襄阳战略地位不足。
早在三十多年前，孟珙建议“加固襄阳城、迁移民众充实粮源、派重兵长期驻守”，但南宋朝廷因 “财政紧张”“担心蒙古报复”，竟在 1241 年孟珙去世后，决定 “放弃襄阳的战略核心位置，将防线收缩至长江沿线的荆州和鄂州，尤其是确立鄂州为战略重心，襄阳为前线支点的战略”，正是这一决策直接导致襄阳的防御体系建设荒废近10年，城防形同虚设，周边民众流失，失去了“以民为兵、以粮为守”的基础。1251年蒙古重新占领襄阳时，几乎未遇抵抗；虽然后来南宋再次收复，但此时的襄阳已失去 “提前经营”的窗口期，只能在蒙古的持续围攻下被动防御，直到1273年丢失。
事实证明，襄阳是外线屏障，鄂州只是内线据点。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，北接中原，是南宋直面北方政权（金、蒙古）的前沿堡垒，属于外线防御的第一道大门。它能将战场阻挡在南宋核心统治区之外，凭借汉水及周边湖泊、群山的天然地势，搭配樊城形成的犄角防御体系，可有效消耗北方骑兵与步兵的攻势。一旦襄阳坚守，北方军队很难轻易突破进入荆湖腹地。
而鄂州位于长江中下游结合部，地处南宋统治腹地边缘，是内线防御据点。它的防御意义是在襄阳等外线据点失守后，依托长江天险和水军阻拦敌军继续东进，属于“第二道防线”。将鄂州作为核心，等于主动放弃外线屏障，让北方军队能直抵长江北岸，南宋将陷入被动防守的困境。鄂州的作用更多是局部支援，虽能西援川蜀、东援江淮，但它无法像襄阳那样串联起“川蜀—荆襄—江淮”三大防区。若失去襄阳这个枢纽，鄂州即便防守再稳固，也只能陷入孤立作战，难以联动其他防区形成合力。“襄阳主战守、鄂州主支援” 的互补关系，唯有以襄阳为核心，再辅以鄂州的水军和补给能力，才能构建起南宋荆湖战区的稳固防线。
同时，无论是防御成本与战略主动性，襄阳皆更具优势。襄阳的地形具备“易守难攻”的天然条件。南宋通过修缮城墙、挖掘护城河、搭建汉水上的浮桥，再搭配水军，仅需十万左右兵力就能构建起稳固的防御体系。而鄂州虽然控制着汉江和长江水道，但是需要强大的水军作为依靠进行集中防御，成本高且漏洞大。
最后，政治崩坏，经济崩塌，已经拔掉了南宋最后的呼吸机，一切的努力都只是枉然。南宋末年“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”“武将派系之争”，直接导致了政治和军事策略频繁变更。朝廷派系之间沉迷内斗，未趁机向襄阳增兵、储备粮草，更别提加固襄阳、整合防御体系。同时南宋末年，土地严重兼并，再加上朝廷滥发纸币，导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，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都已经“田野萧条，物价翔跃，民命如线”，更别提其他贫苦地区。民贫则国家就富裕不了，沉重的外战压力以及严重的贪腐，导致了赋税收入入不敷出，早在宁宗时期财政便全面崩溃，后续能撑这些年已经是奇迹。
总结就是，寻常人干寻常事，南宋内部腐败严重，官员贪赃枉法，大臣专擅朝政，皇权遭严重削弱。同时，士大夫们迷信虚名，不事生产，导致社会经济凋敝。农民起义频发，民生凋敝，国力日衰。这样的王朝灭亡，如果怪罪在一群水平一般的人身上，似乎有些说不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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